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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德国市场经济值得惜鉴的方面

2011-09-03 23:09:44
分类:专题复习

(一)美国、日本、德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思路。
这种思路主要出于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任务主要是为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转创造必要的框架条件,而不是直接从事经济生产活动,也不是直接干预企业和家庭的经济活动;二是针对私有制和市场竞争所必然带来的三个弊病。那么,在这种思路下,美国、日本、德国的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究竟管些什么呢?我认为可以用四句话加以概括,即维护制度条件、创造基础条件。校正日常条件和稳定社会条件。
所谓维护制度条件,主要是指所有制、体制和法制三个问题。在所有制问题上,首先是对所有制形式本身,它们都确认自然形成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各司其职。例如,德国宪法叫《基本法》并没有规定什么以私有制为主体或以别的什么所有制为主体,只是明文规定“保障财产权”。在那里,在各种所有制形式中,以私有制为主体是自然形成的。其次,对所有制政策,德国宪法在明文规定了“保障财产权”之后,紧接着又清楚地载明,“财产权含有义务”,“财产权的使用应有利于公共福利”。为了禁止滥用私有财产,德国法律规定,捐赠(向政党捐赠等)不得超过收人的5%,超过者作为有政治目的看待,要缴纳 70%的捐赠税。最后,对所有制的变动,西方国家采取基本稳定的政策,以自发演变或人为“催变”过程,都尽量采取渐迸的方式,并在这个渐进变化过程中尽力做些“社会平衡”的工作。
在经济体制问题上,主要是抓三件事。一是在市场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美国、日本、德国大体上都遵循同一原则,即“尽可能一市场,必要时——国家”。二是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关系问题上,中央银行都拥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德国和美国。三是在各级政府财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实行分级管理、相互协调。如何达到协调?第一,职权划分明确;第二,通过计划协调(年度的和中期的财政计划);第三,通过机构协调(财政计划委员会等);第四,通过收人转移,包括垂直的和水平的部分财政收人转移。在原联邦德国,中央一州一地方三级的财政资金垂直转移,平均约占上级财政收人的12%~13%;富州—一穷州的财政资金水平转移,平均约占富州财政收人的2%,国家的目标是使穷州达到全国人均财政收人的 90%以上。
在法制保障问题方面,美国、日本和德国都十分重视建立有序的、合理的和公平的竞争。为此,它们一方面致力于为建立有序竞争创造必要的宏观条件,例如币值稳定。市场开放、契约自由等;另一方面还致力于为调整竞争秩序制订一系列必要的立法,例如德国的《反对不正当竞争法》、《调节一般业务条件法》、《折扣法》、《关于附加赠送物品条例》、《商标法》、《专利法》等等。
所谓创造基础条件,包括创造经济基础条件和社会基础条件,无论在美国、日本还是德国,主要都是国家的任务。稍为具体一点说,交通电信网、源动力网、文化教育网和科学研究网等。
所谓稳定社会条件,目标是通过较多一些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达到相对的社会和平,为此,尤其是德国和日本,着重致力于调节好两对关系:一是力争处理好雇主和雇员的关系,包括让雇员参与管理参与资本、参与分享(利润)等;二是处理好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市场经济是强者的经济,是强者压制弱者的经济,弱者易受损害,因此需要保护。西方国家主要通过社会保障缺席来缓解这一矛盾。
(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自由+秩序”的原则。
路德维希·艾哈德,可称得上是德国现行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奠基者(由他主持的1948年货币改革是奠基石)和长期执行人(1948-1966年间他担任原联邦德国经济部长和总理)。 他把社会市场经济归结为“自由+秩序”。他写道,“社会市场经济建立在自由和秩序原则的基础上,它们结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为,自由不可能感动那些没有稳定秩序的地方,在那里,自由有堕人混乱的危险;而秩序也不可能存在于那些没有自由的地方,在那里,秩序很容易导致残暴的强制。”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时实行的“自由十秩序”的原则,是使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取得成就的一项重要思想基础。
(三)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兼顾原则。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经济效率十社会公平。而为了达到高度效率,这个经济必须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高效经济,才能为实现多一些的社会公正提供客观现实的可能。因此,在效率与公正之间,从迄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从总体上说还是效率第一,公正第二。然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二字毕竟十分重视社会公正。同时,他们又明确强调,即使在自由高效经济的条件下,为达到多一些的社会公正,主要也得通过每一个社会成员自身的努力奋斗,即首先要依靠“自助”;只有确实个人力不能及的时候,社会才伸出援助之手,即适当提供“他助”。其实,美国遵循的也是这同一原则,只是那里的社会公平程度不及德国而已。
(四)德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管理国有资产的主要形式——国家参股制。
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有制所占的比重,我提出可以用三个不同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在累积的国民财富中,国家所占的比重。这里包括土地、森林、房屋、建筑、各种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机器设备等。在发达国家中,这一比重相对较高,德国为18%,美国20%。第二个指标是,在日常的国民经济运转中,例如在当年所有经济部门产值、投资、职工人数、销售总额等各项指标中,国有部分所占的比重。这一比重一般都比第一个指标低,德国、日本为10%左右,美国则为 5%左右。第三个指标是,在关键经济部门——工业中,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这一比重通常都比第二个指标更低,德国为3%~4%,美国仅为1%,西欧某些国家较高,有的达20%左右。这里我想强调指出,西方各国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大致在1%一2%之间,最高为 30%左右,这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反映了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各国对国有资产范围和规模的实际需求。
管理国有资产,特别是工业部门的国有资产,德国和欧州一些国家主要采取国家参股制的形式。德国在加工工业部门中的国有企业,严格说来,没有几家是真正国有的,绝大多数都采取国家参股形式。1984年,联邦参股25%以上的工业企业总共950家,联邦参股出资合计大约21亿马克,这同当时工业部门所有股份和有限股份公司股本总额1300~1400亿马克相比,数目不大。在意大利,1979一 1982年间,国家参股企业占全部国有企业投资总额的比重各年分别为 54%、56%、55%和60%。在瑞典,1981年,国家控股公司在就业、产值、投资诸方面约占全面国有工业企业的3/4左右。在法国,1990年,在全部2268家国有企业中,国家直接经营的尚不足5%,95%以上均为国家参股制企业。
国家参股制企业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形式。它不同于一般的私营工商企业,又有别于完全国有的企业,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具有混合特点的企业形式。因此,它们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五)德国的银行体制。
德国共有约5000家银行,近5万个营业点,平均每1400个居民有一个银行营业点,德国银行业发达,银行制度严密而且有成效,我认为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点是:
第一,德国的中央银行独立于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本身又严格遵循“稳定币值第一”的政策方针,这是德国通货膨胀率一直较低的重要保证。
第二,德国银行业中,公营、私营、合作化营银行长期共存,各司其职。例如,在德国4796家全能投资中,私营商业银行243家,合作银行3943家,公营银行610家;324家专业银行中,私营279家,公营45家。
第三,法律是德国银行制度的基石。德国关于银行的法律,最重要的是《联邦银行法》和《银行法(信用业法)》。《联邦银行法》是1957年建立德国中央银行即联邦银行的依据,并为它明确规定了政策目标和达标工具。1961年通过的《银行法》则规定了允许银行从事业务的范围,银行活动的规则,对银行监督的办法,和“银行信用业)监督局”在检查、干预和获取情报方面的权力范围。除了《联邦银行法》和《银行法》之外,德国银行业还有众多的专门法规,例如《德国合作银行法》、《储蓄银行法》、《抵押银行法》、《船舶抵押银行法》、《公众金融机构的抵押契据及相关债券法》、《住房储蓄银行法》、《投资公司法》、《肥国投资法》、《证券保管和收购法》、《证券交易法》等等,总之一句话,银行业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应的法律有效地约束。德国的银行业法律之严密、明确是特别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德国财政部制订的关于银行会计的规定。根据德国《银行法》、《会计法》、《公司法》和《商业合作社法》,所有的银行,不论它规模大小,也不论它采取什么样的法律形式,都必须公布它们的年度财务报告。而这些年度财务报告,对不同类别的银行,又有各不相同的格式要求。对于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律形式组建的银行,《关于提交年度财务报告的格式的法律》规定了它们应当报告的年度财务表格;《股份公司法》规定了以股份公司和股份两合公司形式组建的银行应当报告的年度财务表格;《商业合作社法》规定了各种合作银行应提交的年度财务报告格式;《银行法》规定了按公法建立的银行应提交的年度财务报告格式。财政部则根据上述法律,对不同的银行应提交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格式、时间等细节作了详细规定。另一个例子是,根据《反对限制竞争法》,银行之间的协议,它们的建议和决议应符合该法反对垄断的规定。但是,由于银行业有其特殊性,所以只要银行监督局认为是恰当的行动,也可以受到豁免。例如,几家银行联合起来义定一个统一的存款利率,以避免在争取存款方面的过度竞争。这种统一存款利率行为按理说是一种垄断行为,但防止过度竞争有利于银行的稳定并防止银行破产,所以这种做法可以豁免。其结果是虽有5000家银行,但存、贷利率到处差不多。
(六)西方市场经济职工参与制度。
战后,西方市场经济政府和部分企业都普遍重视职工参与制度,主要内容是让职工参与分享(利润)、参与资本和参与管理。
先说参与分享(利润)。以美国为例,据威廉·E·哈拉尔提供的资料,已有34万家公司实行这种制度。而据美国劳工统计局1989年雇员收益调查资料,在美国大中型私人企业的全日制雇员中,已有16%,即500万名职工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利润分享计划。雇主拿出来供雇员分享的利润少则1%,多则9%~10%。至于对它的评价,有人说,这只不过是被扣除的部分工资,也有人说,这是替职工积攒一点储蓄;还有人说,这是公司长期积累资本的一种手段。
参与资本的主要形式是职工持股。1980年,美国持有股票的人数达到 298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3%;到1990年底,股票持有者增加到了大约了20%。在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大力推行所谓“人民资本主义”10年之后,成年人中有股票的人数已从1984年的 7o增加到了1992年的20%。日本1986年持有股票的人数为22万,占总人口的18%。在德国80年代初期,全国股份公司中的雇员股东人数超过90万,约占雇员总数的5%,但他们的股份在大公司中所的比重微乎其微。
(七)日本政府的计划与产业政策诱导。
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大体有三种,即中长期经济计划、年度经济计划和国土开发及地区开发计划。它们基本上都是示向性、预测性的。这些计划一般也不具有法律上和行政上的约束力。但事实表明,这些计划的诱导作用还是相当强有力的。这是因为:第一,计划中表明的政府政策走向和预测的经济指标,对企业界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第二,这些计划诱导是以强有力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为基础的。因此,它们的实施过程往往被称为“行政指导”。政府借对以对企业实现“行政指导”的一条重要途径是与企业界进行交流、协商,它们一般通过行业组织来沟通。除了这种行政联系之外,政府为保证计划目标的实现,往往还使用各种经济手段,按企业服从计划的程度给予奖惩。较好服从者可能获得财政补助津贴、长期低息贷款或税收优惠减免;反之,表现不好者则可能受到政府的经济制裁。
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得以发挥重要诱导作用的另一个有力工具。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善于进行适时的调整。例如,70~80年代,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作了较大调整。其主要内容是,在产业结构政策方面,除鼓励传统产业向战略性的新兴产业转换外,还重点促进了防止公害产业部门的设立。70年代中期发生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关注发展能源替代产业和节能措施。80年代,日本由于长期巨额外贸顺差,使其扩展国外市场的努力受到越来越甚的抵制。这导致日本政府采取以扩大内需替代外需的国际协调型产业政策。
(八)日本的官、商、学一体的决策体制。
日本政府宏观决策的制定基于一种自下而上的决策体制,因而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程度较高。这种决策体制主要由“禀议制度”、审议会制度和民间咨询、监督制度组成。
日本自下而上的“禀议制度”。日本政府的决策方案,最初是由“课”(相当于我国的“处”)一级提出的,然后逐级呈报、协调、审议,最后由最高决策者拍板定案。政府之所以可以这样做,主要因为法律赋予政府制定宏观政策的权力。同时,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公务员制度,因此公务员本身素质能够担负宏观政策的制定。
日本的官民合一的政策咨询和审议制度也值得我们研究。日本中央政府各行政机关根据有关法律设立的正式审议会,目前有200多个,其中与经济决策有关的约140个。通产省有审议会32个,大藏省有17个。审议会委员包括学术界、企业界、舆论界及群众团体的代表或知名人士,经政府有关机关最高领导任命后担任,任期1—2年。日本政府的中长期经济计划、经济法规和经济政策,几乎都是通过审议会的形式制定的。由于经过以上多层次的咨询、审议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及信息数据分析,因而较好地保证了政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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